竹刻艺术隔窗爱竹有人问

　　任鸣之 

　　苏轼曾说：“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竹于草木之中，是坚贞正直等精神气质的表征。器用之用虽然多属于世俗生活，所谓百姓日用即道，古人善于从朴质中发现高格，柔脆中发现永恒，此一精神在晚明以来的竹刻艺术中颇可见之。

　　《竹刻，刻竹》涉及竹人竹刻种种，先河后海，源委流别，撷择精当。因为各自成篇，作为初窥竹刻一道的门径，可供不时翻阅，文字多在剪裁中见见地。明后期江南长久以来的富庶安逸，风俗好尚奢华奇异，对简单的器用之物也产生了审美需求。嘉定人朱鹤、朱缨、朱稚征父子祖孙以文人的学样天分，使竹刻在技法、题材、格调、境界等方面汲取传统文人诗书画的精华，由器物而变为清玩。此后，民间匠人“俗刻”反而将文人“雅刻”奉为圭臬。

　　嘉定竹人四百年的辉煌承袭自朱氏先风，乃至到了嘉庆年间，金元钰撰写《竹人录》时认定竹刻虽为小道，竹人却是“非郑虔三绝，灵襟洒脱，居处出尘，不能下一笔”。而嘉定派与金陵派、深雕与浅刻的分歧，实为中国传统艺术所谓南宗北宗的惯常分歧。第一位援南宗画法入竹刻的竹人周颢周芷岩，他刀下的文人竹刻更近于文人画的风格。而《嘉定三艺人传》和《竹人录》对他的评价，却有着褒贬轩轾的微妙差异。至于收藏界拍卖行时常引用的“竹人中杜甫”是不是纯粹的赞誉，可待细细玩味。后学浅率一途的剽拟，实在不是芷岩的本意。其实神韵是否为高品正宗，早已为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发明殆尽。而与中国画和而不同的审美趣旨，使得文人竹刻的各类风格为世所推崇。康熙六十大寿时，几位户部尚书、侍郎联名进献的寿礼中就包括朱稚征的竹刻青牛老子。可见名家巨手一如化工莫测，能令竹刻超越其材料的庸常而不朽。

　　虽然作为材料可选用的竹材甚多，但竹刻仍以入冬后山阴溪流边采伐为佳，选取挺直匀称、竹皮光洁、纹理细致的竹子，过老、过嫩都不适宜雕刻。水煮、脱脂、晾干、曝晒，经历数年简汰后，再经历起稿、打坯、修坯、开线、粗刻、细刻、开相等工序，才有一件清玩的诞生。不同于湘妃竹、梅鹿竹、凤眼竹以天然花纹取胜，竹刻一道更像是川菜名肴开水白菜，乃是顶级食材精细繁琐苦心经营一份平淡主料。这是中国传统式文人的奢侈。近百幅彩图，包括朱鹤以降，吴之璠、封锡禄、周颢、邓孚嘉、潘西凤、张希黄等名家作品，类型则有笔筒、香筒、根雕、笔洗、臂搁、竹根章、扇骨、执扇种种。其中一件楼阁山水笔筒，正是封面浅浮雕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