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巨作铸就中国艺术史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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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捐赠给国家的150幅石鲁遗作中，有关中国美术史上的两幅重要经典巨作《转战陕北》和《东渡》的一系列珍贵手稿、创作草图，备受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

　　石鲁是在怎样情况下创作了这两幅巨作，它们各自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面对大师遗留的一系列珍贵的手稿和草图，作为观者，我们又该如何来解读和赏析？……本期，针对这些热点话题，我们特邀陕西省美协副主席、石鲁先生的女儿石丹，讲述和解读其中的话题——

　　豪放中的浪漫主义

　　《转战陕北》：艺术观念的巨大突破

　　记者：请问，大师石鲁的《转战陕北》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巨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艺术形式上有哪些突破和创新？

　　石丹：此次捐赠的第二个板块，是围绕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两幅经典作品——《转战陕北》和《东渡》展开的，我们搜集和整理了一系列珍贵的手稿、创作草图。这些珍贵的资料，以震撼人心、耳目一新的艺术观念和形式，展示了我父亲在中国画领域里的探索性、创造性和实验性，以及他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创新的开宗创派者。

　　《转战陕北》创作于1959年，纵238厘米，横218厘米，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为北京新建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而创作。该画构思独特，意境深远，用传统山水画表现了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石鲁创作《转战陕北》之前，也有不少以“转战陕北”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但他的《转战陕北》和这些作品有很大不同。据广东画家杨之光先生回忆，当时大家都忙着找资料、寻素材、勾草图，而我父亲却捧着一本《唐诗》优哉游哉地卧读，一点也不着急，其实他早就心中有数。《转战陕北》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它是人物画，人在画中所占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画，却明明表现的是人。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曾经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宏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化抒情性，给人们的想象留下了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这些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并不是简单的图解主题，而是石鲁以豪放为基调、兼顾婉约冲和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的外现。即他已经不是政治宣传意识，而是艺术抒情。石鲁进入了他的艺术全盛时期。

　　对此，著名美术史论家程征曾说：就《转战陕北》的画面构成看，这些直直竖线又被平平横线分阶梯多层次地拦腰斩断，纵横交织的线条不仅形象地再现了西北高原的特殊地貌，而且，由于整幅画面是以长短不一的直直的横竖线与厚重的朱膘、赭石等色相互交织挤压，造成了热烈、沉雄、厚重与伟岸的气势。但画家并不仅仅要表现这些西北地貌，他要表现的是毛泽东的转战陕北。故此，画家在画面的画眼位置保留了一条未被横线拦截的竖线，这一“竖线”就是毛泽东的侧立像。当其他的线条都被不同方向中的力遏止时，毛泽东的侧立形象便充分地表现了天地一人，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据说，毛主席这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构图形势，迁想妙得于从飞机上鸟瞰延安宝塔孤耸于陕北高原上的自然形式。由于上述纵、横两方面的铺排，毛主席的侧立像便以最少表现了最多，这种以一当十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也就使得气势的博大水到渠成。在这里，画家把耸立的延安宝塔与凝固的海洋般的陕北高原这一壮阔的自然形式移植为毛泽东与陕北高原的艺术形式，这一将原本壮阔的自然形式移植为画面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使得《转战陕北》一作成为融高远、深远、浑厚、博大为一体的经典文本。这也使得石鲁塑造的毛泽东侧背影所展示的雄强与博大要远远甚于许多画家所作的毛泽东的正面形象，应该说在所有描绘毛泽东形象类的画作中，石鲁此作堪为神品。

　　这幅如今家喻户晓的经典，当时一经展出便轰动画坛，但是风云突变，原因是受到了一位将军的严厉指责：“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此后，《转战陕北》背负上了厄运，先是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被撤下，随后已经出版了的画册也因此画被封杀，可怕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我父亲，几年后“文革”爆发，他更是为此顿遭灭顶之灾。

　　表现主义的旗帜和先锋

　　《东渡》：中国水墨画的重要里程碑

　　记者：《东渡》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巨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体现了什么样的主题和内容？

　　石丹：《东渡》是我父亲1964年为庆祝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最大尺幅的作品，尺寸超过丈二，此作品现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东渡》选取的是一个重大政治历史题材，1948年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从此中国革命也从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东渡》表现的就是这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著名书画评论家程征对《东渡》很有研究：“石鲁的《东渡》是中国水墨画的重要里程碑。从《东渡》开始，中国水墨画从过去走向了未来，走向了现代，先生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品采取的艺术手法：纵幅，巨构，人物造型有几分“变形”，毛泽东侧立船头，若干船工赤臂奋力扳摇巨桨；船工肌肉的紧张感用紧逼的厚重朱砂写成，笨重的木船用紧逼的浓烈焦墨造就，河在翻滚，船在摇晃，船工在呼吼，马在嘶鸣，笔在激荡，观其画犹如听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整幅作品以剧烈动荡的墨彩交响和巨大的视觉张力撞击着观众的心，令人过目难忘。这种水墨表现形式无论在中国画传统还是在20世纪中国画坛的惯常形态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我父亲为完成这幅巨作，很早就开始构思这一重大主题，并一直搜集相关资料和地貌素材。这幅寄托着他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历史画，倾注了他对中国画笔墨改革的意图：没骨意笔、色墨兼用，书法用笔、金石趣味、富于雕塑感的造型手段、融合山水人物于一体的敢为天下先的艺术精神。为画好这幅作品，他拖着病体回到延安，站在了毛泽东当年东渡黄河的渡口……随后，闭门谢客精心创作，画作完成时体重仅余40多公斤，走出画室后就病倒了，患了严重的肝炎。可以说，这幅画倾注了画家全部的激情与心血。《东渡》1964年预展，大家一致认为，此画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作品动感极强，水面似乎在翻江倒海，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虽是革命题材，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是艺术的、超前的。然而，画家本人却病得连走到展厅的力气都没有，人们用车子把他推到画前，让他坐在小板凳上看自己的作品。

　　但是，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这幅付诸了画家生命的画作却被污蔑为画了一船土匪，以“丑化领袖”为由，未能进京展出。文革中《东渡》被抄走，画作不翼而飞，自此没有下落。所以，今天呼吁社会力量，一起寻找这幅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经典作品，是很多有识之士和我们家人一直以来的愿望。

　　当时，为了准备《东渡》，我父亲做了许多人物设计的探索，除了写生，还做了许多技法练习。好在这些画稿还在，观者能够通过这些小的作品了解石鲁当年的创作是怎样一步一步完成的。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些写生稿大部分只有巴掌大小，但是却无不撼人心魄：在那么小小的一方空间里，却能营造出磅礴万钧之势。逐幅看去，这些小画稿没有一幅是率性的、随意的，里面都有思考，对用笔用墨的思考，对人体结构的思考，对空间构图的思考……此次捐赠的关于陕北船工形象的人物习作，虽然看似一挥而就，却体现出石鲁先生高超的艺术水准。其中一幅名为《陕北船工》的画，人物的面部以纯厚朱砂直接设色，面部造型结实准确，浓黑的线条精到的勾画与朱砂色微妙的变化相契合，将陕北农民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些透着焦红色脸颊的老船工，面部的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棱角似乎都在述说人物的饱经风霜的命运和情感。画面整体色泽浑厚凝重，简略的线条，强烈的力度感，顿拙、粗狂而有棱角的运笔，尤其是他的枯笔重墨如火山爆发、山崩地裂，寥寥数笔便将形象的体积和质感强调出来，充分体现出父亲在将传统水墨画技法引入当代题材创作上的深厚造诣，实际上，这批探索性的创作，开创了中国当代水墨画的新空间。

　　《东渡》是我父亲《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力作，他对这幅作品付出了巨大心血，并将之视为一生中的重要巨作。《东渡》为国庆献礼作品，但后来成为文革中石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61年曾有人讥评石鲁的画“野、怪、乱、黑”，石鲁不以为然，写了一首打油诗作答：“人骂我野我更野，……人责我怪我何怪，人为我乱不为乱，……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今天看来，“野、怪、乱、黑”恰恰表述了表现性水墨的直观特征和石鲁的水墨艺术倾向。 文/石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