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福马公路马尾隧道西入口，青山如黛。漫山的相思树下，红色大字组成的巨型标语牌格外醒目——“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短短12字，生命力却历经近30年不衰……

　　在1991年2月20日的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从那时起，“马上就办”在榕城蔚然成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金能筹（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

　　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

　　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离开闽东山区，主政省会福州。作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时福州不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办事效率也难如人意。

　　“经过一番调研，习近平同志决定把改变干部作风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金能筹回忆，在“硬环境”较难短时间改变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下决心优先提升“软环境”。

　　“在一次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办的事很多，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这就需要提倡一种满负荷的精神，反对拖拉扯皮和人浮于事，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金能筹说。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反映了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对于这篇位置并不显眼的文章，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着手准备编写“市民办事指南”，并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信号。”金能筹说。

　　1991年2月23日，就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马上就办”之后第三天，习近平同志带领福州市有关负责人到马尾，参加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福州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为呼应上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支持开发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意见，当天中午，习近平同志顾不上休息，当场召集福州市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福州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的12条配套举措。

　　时任马尾区委办公室科员王峪清晰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特别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绝不设卡；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开发区，帮助开发区及投资者排忧解难……12条配套举措的出台，直接催生了首问责任制、办事限时制、红灯呈报制等制度。

　　“‘马上就办’抓准了福州改善开放软环境的要害，让勤政廉政、狠抓落实的精神在全市领导干部中落地生根。”金能筹说，“马上就办”不仅在当时为开发区发展注入了动力，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创新、职能转变，也是非常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郭永灿（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他亲自抓督查落实

　　“‘马上就办’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源于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也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永灿说。

　　郭永灿回忆，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后，曾在多个场合叮嘱各级领导干部：“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主人，不能当官做老爷，摆架子。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党和政府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在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习近平同志逐步探索“马上就办”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在1991年底召开的一次福州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的关键，是要抓好督查工作，只有督促检查，才能真抓实干，否则就是“稻草人”。

　　“讲到这里，他放开稿子，又发自肺腑地说，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想到这件事，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郭永灿回忆说。

　　为做好督查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市委重大事项的督查落实，并建立起三项督查制度：一是下基层调研督查制度，要求市县两级党政领导，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二是分工督查制度，对谁负责什么进行制表立项，督查到底；三是定期督查制度，要求相关部门每季度对重要部署、重大项目进行一次检查。

　　“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外商参加的考察团赴河北“内联外引”，洽谈合作。

　　“他把当地和外商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得很仔细。整整一周的时间，白天考察洽谈，当晚就开会研究，安排分工落实，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凌晨一两点。”郭永灿说。

　　胡孝辉（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

　　他推动实行“一栋楼”审批

　　招商引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州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习近平同志到任不久，当时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龚雄，把一张1米多长、盖了130多个公章的宣纸带到了市委常委会上。

　　“龚雄做了调研，那时外商投资设厂，走完从合同章程审批，到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登记，再到建设程序审批等一系列流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开放意识不够，机制流程冗长，这件事给了习近平同志很大触动。”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胡孝辉说。

　　1991年3月，在融侨工业区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州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首次提出要采取“一栋楼”办公和有关部门委托代理、上门服务等办法，减少图章和公章旅行。随后，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开始在福州温泉大饭店运行。

　　“一栋楼”具体怎样做？习近平同志拿出了“规划图”。

　　当年8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外商投资座谈会上提出，一栋楼实行“一个中心、一条龙”的管理模式，侧重于发挥联合办公、联合招商、联合审批、一个窗口对外、跟踪服务等功能。

　　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再次在福州市委六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外经“一栋楼”的功能，积极探索按“六个牵头单位、七道环节、一栋楼统一对外”的新程序办事，减少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胡孝辉说：“外经‘一栋楼’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外商可以一口气办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随着外商投资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入驻‘一栋楼’的部门也越来越齐全。”

　　“当时，市里成立了外经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自任组长。他还经常到温泉大饭店去指导工作。”胡孝辉回忆，习近平同志还倡导在市委礼堂举行每月一次的外商投资接待日活动，推动形成了定期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新机制。

　　1994年6月，习近平同志召集40多家台资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福兴投资开发区召开台商现场办公会。“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定期不定期地召集座谈会听取意见，也要召开像今天这样的现场办公会解决实际问题。”

　　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推动了福州经济快速发展。从1990年到1995年，福州市GDP从100亿元攀升至400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远超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陈永辉（时任福州市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书记）：

　　他要求干部急群众之所急

　　“‘马上就办’是一种鞭策。”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缺好处方，而是没人动手解决，所以我提倡行动至上。理论、方针、政策、部署都有了，就要强化抓落实的力度。”

　　这样的理念，让当地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

　　2000年7月2日，烈日当空，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没打招呼，来到福州市棚户区连片的苍霞社区。

　　陈永辉回忆：“那天天气特别热，习近平同志又是在下午两点最热的时候来的。当时的街巷窄得连车子都开不进来，他带着大家下车步行，走得满头是汗。”

　　习近平同志来到正义路27号，这是一幢低矮的二层木屋，年久失修， 8平方米的空间挤着唐庆旺一家7口人。帮人宰鸭子为生的唐庆旺当时正在院里忙活。“他笑着朝我走来，让我带他到家里看看。”唐庆旺回忆说。

　　“他身材高大，头都要碰到房顶了。”在蒸笼一样的木板房里，习近平同志详细询问了唐庆旺一家的生活情况，足足待了半个小时。

　　从唐庆旺家出来，习近平同志向身边的干部接连发问。那一幕，让陈永辉终生难忘。

　　“有谁的家人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没有人回答。

　　“有谁的直系亲属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依然没有人回答。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来棚户区调研吗？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

　　随后，习近平同志就近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棚户区居民代表座谈。他说，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我们是人民政府，要记得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要将心比心，雪中送炭，把钱用在急群众之所急的项目上。

　　走出会场时，他又对围在会场外的群众说，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当时，在场群众掌声雷动。”陈永辉说。

　　7月10日，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第八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当年春节，唐庆旺一家就搬进了60平方米的新居。次年5月1日，涉及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的回迁安置房全部竣工。

　　直到今天，唐庆旺对当年的习近平省长仍心存感激。“盼新房盼了几十年，他几个月就让我们住上新房。他提倡的‘马上就办’，我们就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和见证人！”